“但神說……”

──J. E. Adams，A Theology of Christian Counseling：More Than Redemption，p. ix.

整個運動仍需再思

假如以上的陳述正確，我就不需對亞當斯所創導的聖經輔導（勸戒式輔導），提出任何疑異了。但經仔細的研讀，我發現聖經輔導運動仍值再思，因此引發撰寫此文的動機。

本文將以亞當斯（J. E. Adams），斯賽皮恩（G. C. Scipione），及其他幾位聖經輔導運動創始者的中譯作品，作為我與聖經輔導運動對話的基礎。

首先，讓我們探討一下他們自稱源于教會歷史的神學立論。其次，他們對聖經以外學科的前提假設也值得我們再思──亞當斯及斯賽皮恩為了建立此運動之正統性，明顯地強調系統神學中的聖經論及人論。是否聖經以外的知識和方法，都與神競爭甚至敵對？到底聖經以外，有無真理的存在？

本文標題“但神說”，引自亞當斯及斯賽皮恩所使用的重要諮商技巧（註1）。聖經輔導對于神權威的隨時引用，引發了我對他們是否真的合乎聖經的好奇。在理論宣稱和實際運用之間，亞當斯及斯賽皮恩的聖經輔導運動，是否還有值得我們修正的空間呢？

在進入討論之前，我必須澄清本文立論的角度。雖然多年的牧會，為我累積了不少輔導的經驗，但我並未受過任何正式的心理學訓練。因此，本文僅以我個人在神學、釋經方面的所學，及教牧經驗，作為評論的出發點。

本文的重點，不在于研判聖經輔導法的可行性。作者所關切的，乃是聖經輔導法在神學上，是否真的如同亞當斯等人所宣稱的那樣合乎聖經？

作者誠摯地盼望，本文能夠在輔導事工方面激起些許的漣漪，藉著中國基督徒群体之間的對話，使輔導事工在更健全的發展中，成為信徒的祝福。

亞當斯及斯賽皮恩，常引用教會歷史及聖經為他們的神學理論基礎。第一，他們的立論建基于一些特殊的教會歷史人物之上。第二，他們宣稱聖經是輔導事工的惟一權威。第三，他們具有將所有問題歸咎于罪的傾向。第四，他們將輔導者的事工與基督及聖靈保惠師的事工認同，使得他們所倡導的輔導法，在基督徒的輔導群体中，好似佔據了較特殊的地位。

上述的觀察，引發了筆者對于下列幾個神學方面的思考：

神學思考一：聖經輔導建基于教會歷史嗎？

為使自己的宣稱具有歷史信仰的正統性，亞當斯及斯賽皮恩訴諸于教會歷史的傳統。在聖經輔導的方法論上，他們以亞他拿修（Athanasius）及奧古斯丁（Augustine）為其先祖。這種引用方式，極其勉強並且不具任何歷史意義（註2）。因為在當時不但沒有輔導事工的建立，更別提輔導方法的存在了。

由這兩位聖經輔導創始者的宣稱，可知他們對自己所引用的歷史人物缺乏了解。原來亞他拿修及奧古士丁都曾經借用當時的哲學思想，傳遞福音信息。以奧古士丁為例，他的作品顯然表現了強烈的新柏拉圖哲學思想。如此看來，亞他拿修及奧古士丁的方法論，未必見得比其他的歷史人物更加屬靈。 清教徒的教導，是亞當斯及斯賽皮恩所喜歡的另一個神學根據。他們時常引用清教徒的思想作為立論的基礎。對聖經輔導支持者來說，清教徒的思想好像一套整合的神學理念，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清教徒神學（以T. J. Keller為例）（註3）。

但是，這種引用方式，難免過時且顯片面。因為雖然同是清教徒，但有些人屬于加爾文派（如John Owen），而有些人則屬于亞米念派（如Richard Baxter）。可見，亞當斯及斯賽皮恩，對清教徒歷史的背景並未徹底了解。將清教徒理想化，並單純地相信清教徒比一般信徒更純潔的想法值得商榷。L. Ryken所著的Worldly Saints一書，可以校正我們在這看法上的偏差。

“聖經輔導”的名稱，暗示了聖經輔導擁護者，認為獨有此法合乎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想法。然而，由于他們對歷史神學的認識不夠全面，所以即使他們試圖以亞他拿修、奧古士丁及清教徒的正統信仰當為庇護所，他們仍然無法通過歷史的考驗。

神學思考二：世上的學科、知識，含有真理嗎？

這個問題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挑戰。答案的關鍵在于：“聖經是否明示了一般啟示的存在？”

至少兩處經文，為此問題提供了明確的解答：神在大自然中向人說話（《詩》19：1-6；《羅》1：20），以及神也在人的良心中顯明自己（《羅》2：14-15）。

當人生活在神所創造的世界時，一般啟示就在人的眼前展現無遺。經由觀察，人接受了神的一般啟示。由此看來，大自然的研究及人類哲學、道德的探索，都以不同的方式，幫助我們更加認識神。人類活得越長久，就越有機會觀察神在創造秩序中的一般啟示。

理論上，亞當斯及斯賽皮恩同意上述的看法。然而，在實際上，他們的觀點，卻與上述一般啟示之看法相互矛盾，因為他們堅持聖經是輔導的惟一依據。

那麼，到底聖經中的一般啟示，是否與特殊啟示一樣具有重要的地位？例如，新近研究所發現的醫療法，是否是合乎聖經的醫治方式？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醫藥等的一般啟示，與聖經的特殊啟示是並存的。因為相信這兩種啟示，皆由賞賜各樣美善恩賜的眾光之父而來。

既然科學的發現，是神一般啟示的一部分，難道我們不應善用它而使神得到榮耀嗎？可見，摒除與輔導有關的人体科學研究，就是對一般啟示的一種忽略與漠視。

那麼亞當斯及斯賽皮恩為何認為，生物科學及精神病學等類的世俗專業知識，無法為基督徒輔導者帶來任何的幫助？如果生物科學對人有益，心理學也應該同樣地含有使人得益的知識。可惜聖經輔導創始者，完全排除了心理學的研究成果，甚至肯定地作出，“輔導鮮少與生理因素有關”的推論。

神學思考三：所有的都是屬靈的問題嗎？

系統神學中的人論，與生物科學具有密切的關係。亞當斯及斯賽皮恩，以身体及靈魂的二分一元論，描述人的組成因素（註4）。在這方面，我同意亞當斯及斯賽皮恩的人論神學看法。

但令人驚訝的是，當亞當斯及斯賽皮恩處理憂鬱症時，他們以完全相反的人觀，分析個案。他們認為罪極有可能是憂鬱症的原因，因此治療的第一步，就是坦承所有的罪過。雖然他們也相信憂鬱症的發生可能與罪無關，但他們卻無法由聖經提供任何有效的解決法。

到底解決之道何處尋？聖經有答案嗎？聖經又是否必須有答案？

罪，永遠是人需要面對的問題，但這並不代表罪一定是心理病的主要病因。聖經輔導對于，“輔導個案極少因生理因素而造成問題”的說法，缺乏足夠的支持。以女性荷爾蒙為例，女性的動情激素（Estrogen），影響血清促進素（Serotonin）的平衡，是人人皆知的一般常識（註5）。因為血清促進素具有傳送神經訊號的功能，因此它直接影響了人腦的活動。當血清促進素的含量過低時，憂鬱症隨之而來。因著每個女性對自身週期循環反應的差異，所發生的憂鬱程度也有深淺之不同。這種憂鬱症的產生，純屬生理上的問題，與個人的屬靈光景毫不相關。

另一個簡單又常見的例子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心理疾病與生理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。根據國家衛生局（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）的報告，大約有20%的美國人，遭受學習障礙之苦。而由近代科學對腦部的研究，我們知道“學習障礙”與“閱讀能力部分喪失”（Dyslexia），有極密切之關聯。“閱讀能力部分喪失”的病，使得收集資訊的短期記憶功能紊亂失調（註6）。

長久以來，這些具有學習障礙的人，飽嚐被人譏為愚蠢之痛。相信他們或多或少，都有憂慮、焦急或缺乏自尊的病症。認為他們只要坦承罪過，就能解決學習障礙的問題，未免太過天真了。我並不否認患有學習障礙的人，也必須面對自己的罪。但顯然地，他們的問題絕不是僅僅對付罪就可以解決的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在強迫他們認“憂慮的罪”時，輔導者可能使這些傷心人，再度成為受傷者（註7）。

討論至此，我們發現亞當斯及斯賽皮恩對問題的屬靈化，無法對許多個案提供實際的幫助。理論上，他們承認並接受一般啟示的寶貴價值（註8）。但實際上，他們幾乎無視一般啟示的存在。他們只注意到不完美的啟示接受者，卻忽略了啟示是因來自那位完美的啟示者而顯得有效。理論上，他們尊重人論的神學教義，持有身体及靈魂的二分一元看法，但在實際的聖經輔導過程中，他們完全排斥了生理因素的考慮。

亞當斯對“屬靈 / 心理疾病”的輔導方式，值得我們對他著作中所持的人觀，再作更深入的了解。在“What Do You Do When You Become Depressed?”一文中，亞當斯為憂鬱症患者所提供的醫治方法，與Nike的廣告口號極為相似。他認為患者只要遵守“只要去做！” 的原則（Just Do It！），就可以得到醫治。

我同意，不論在任何境況下，每一個信徒都應遵照主的旨意而活，但是亞當斯好似將所有的重任，都放在受輔導者的肩頭上。

問題的癥結在于，如果受輔導者是被虐待的受害者，輔導者就不能建議受害者一昧地繼續忍受痛苦。有時候被輔導者的一些惡習或弱點，也不是“只要去做”的口號就可以除盡的。簡化的輔導步驟，及沒有針對問題根源的解決方式，不但毫無幫助且不合聖經。輔導者必須以過程及結果、根源及行動並重，才能產生實際的輔導效果。

神學思考四：聖經可以提供一切的答案嗎？

到底聖經的全備性所指為何？是否聖經足以幫助科學家進行生物實驗？是否聖經足以使人成為更好的化學家？是否聖經足以讓人了解所有的人類行為？

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亞當斯及斯賽皮恩，最喜愛用來証明聖經全備性的經文（《提後》3：15-17）（註9）。

基于《提後》三章的前提，我們看見保羅在此段經文中，將傳講及教導聖經正確教義的職分，交託給提摩太（《提後》4：2）。《提後》三章的經文，是四章託付傳道使命的前引。保羅心中所關切的全然是教義上的問題（《提後》1：13-14；《提後》2：14-19；《提後》3：1-9）。從教導純正真道到對抗異端，我們了解保羅在此所教導的聖經全備性，乃狹義地針對教會的教義基礎而言。如果更確切地觀察保羅當時的情況及寫信的用意，我們更清楚保羅在《提後》三章所指的聖經乃是舊約聖經。

可見，神在特定的時刻及地方，以特殊啟示向特定的人顯明祂的心意。因此，今日信徒必須避免經文的誤用，千萬不要因保羅在《提後》三章的教導，就誤會了聖經全備性的正確涵義。亞當斯等對《提後》三章經文的引用，無法為他們帶出任何實際的幫助，因為他們顯然忽略了保羅當時教導提摩太的心意。他們因這段經文，就作出聖經可以解決所有生活問題的推論，實在無法令人信服。

神學思考五：輔導工作與基督及聖靈有關？

顯然地，所有基督徒的生命都與基督及聖靈有關。然而，亞當斯及其同仁，特意將自己的專業，與基督及聖靈直接相聯的作法，卻因他們在神學立論中的錯誤釋經而無法成立。

亞當斯及斯賽皮恩試圖由某些與“輔導，Counsel”有關的經文中，尋求聖經輔導者理念及專業的神聖性。他們以這些經文，建立聖經輔導者與“神聖輔導者”，也就是耶穌及聖靈之間的關係，証明“聖經為輔導全備權威”的正確性。

但是，描述耶穌及聖靈的字，是否符合“輔導”的現代意義？此一問題，值得研究。在《聖經輔導學：基本訓練課程講義》一書的開頭，亞當斯引用《賽》9：6經文中，描述彌賽亞的“策士”一詞（Counselor），帶出輔導的事工。

這確實是一種極有意思的經文引用法。《賽》9：6的“策士”一詞，在希伯來文中，是當作名詞使用的主動分詞，用來描述以智慧判斷行事的君王。它的用法及意義，與“輔導”一詞牽不上任何的關聯。事實上，當“策士”以名詞的形態出現時，半數以上的經文都代表“計劃”的意思（註10）。

以賽亞以“策士”一詞，諷刺當時違反神計劃的君王及世人（《賽》7：5；《賽》8：10；《賽》29：15；《賽》30：1，註11），帶出違抗神命者必敗的信息。

如此說來，即使牽涉謀略，舊約中的“策士”仍純含政治上的意義，並沒有絲毫心理層面的涵義（《撒下》15：12；《代上》27：33）。可見，舊約中的“策士”，同等今日政治領袖的“參謀”，絕非亞當斯及斯賽皮恩所建構的“輔導”。

當亞當斯及斯賽皮恩引用約翰的經文，証明耶穌和聖靈具有“輔導”的屬性時（《約》14：16，17，26；《約》15：26；《約壹》2：1），他們對經文的引用仍然極為模糊（註12）。他們宣稱，使徒約翰的“保惠師”（Counselor），與“輔導”有極密切的關聯。他們對經文的引用，使得約翰所使用的字彙，超越了語意學的範圍（註13）。

《約》14至16章的經文，顯示了門徒在困境中的需要。這段經文中的“保惠師”與今日的法律顧問，具有類似的角色。換句話說，耶穌或聖靈的“保惠師”角色，與輔導無關，而與為耶穌作見証（《約》15：26-27），及幫助門徒在患難中屹立不搖（《約》16：1-3）的使命有關。

他們視聖經輔導為“以基督為中心”的事工，因為他們深信基督本身就是一位“輔導者”（註15）。我同意，從事輔導的基督徒應該以基督為事工的中心，但曲解經文將事工與基督或聖靈相聯，並不能加增聖經輔導者的可信度，因為現代聖經輔導者的職責，與耶穌及聖靈的事工不盡相同。

展望將來

上述有關亞當斯及斯賽皮恩聖經輔導運動的討論，純粹由神學的觀點出發。筆者絕對同意基督教界，需要有一套合乎聖經的輔導方法，但對亞當斯及其跟隨者使用聖經的方式，存有極大之保留。盼望在更正確的釋經之下，亞當斯及斯賽皮恩的聖經輔導運動，能夠成為多人的祝福。展望將來，我願意在神學及釋經方面，提供兩則正面性的建議。

首先，亞當斯模式的跟隨者必須建立一套更有力的創造論。若單一地以“全然敗壞”，為人論教義的根基，會導致忽略人具有神形像的真理，而看輕貶低由神形像而來的人性尊嚴。所以，他們需要一套更仔細、深入的立論，以修正偏于狹窄的人觀。由墮落人類的文化中，我們是否能發現一般性啟示？神學角度的觀察，對此問題帶出肯定的答案。因此，在更深入地思考何種真理值得學習之前，我們不應排斥所有的科學研究。

其次，亞當斯、斯賽皮恩、及其跟隨者，應以更寬廣的容忍度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輔導方式。我們當然相信，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贖之道，但我們也確知，成聖的過程及工夫因人而異。不同的問題，需要不同的解決方式。聖經輔導“以一應萬”的策略，是輔導過程美中之不足。□

後記：

特別感謝幾位我所珍惜及敬重的朋友、同仁，他們對此文提出了極寶貴的建議：Prof. M. James Sawyer （Western Seminary）, Dr. Laura Gshwend 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）,方鎮明教授（播道神學院，香港）。我對本文內容負完全的責任。

註：

1. J. E. Adams, Huang Wan Zhi譯，Help for Counselors: A Mini-manual for Christian Counseling, La Mirada: China Horizon, 2002, p. 8.

2. Adams and Scipione,《聖經輔導學:基本訓練課程講義》（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Counseling: Course Syllabus）,（S. Ling譯; La Mirada: China Horizon, 2003）, p. 4-3.

3. Keller, Puritan Resources for Biblical Counseling, p. 12.

4.同2, p. 7-10.

On Depression,"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18 (2000)", pp. 35-43.

5.請參閱www.neurotransmitter.net/serotonindepression.html.

6.請參閱www.brightsolutions.us.,及"Report of the National Party on Dyslexia in Higher Education", Hull: University of Hull, 1999,或 D. Gilroy and T. Miles, Dyslexia at College, London: Routledge 1996等。

7.同2, p. 18-1.

8.同2, p. 4-6.

9.同2, pp. 6-2; 7-5.

10.TDOT.

11.以賽亞在這些經文中使用了相同的字彙。由經文的內容，我們確知以賽亞所表達之意義，絕對與聖經輔導創始者所宣稱的意義截然不同。

12. pp. 1-1; 8-1.

13.如欲更詳細了解語意學，請參閱E. A. Nida,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 （The Hague: Mouton, 1974）.

14.同2, p. 2-1.

15.參A. T. Lincoln, Truth on Trial, Peabody: Hendrickson, 2000, pp. 110-123.□

作者為新約博士。□

編按：有關“基督徒輔導”和“聖經輔導”的議題，歡迎學有專精的牧長同工們回應。□